Lotsawa

毗盧遮那意為"遍照護"、"大光明"。系吐蕃時期尼木地方耿甲巴果家族後裔，故號為巴果。吐蕃王赤松德贊最初命受戒出家的"預試七人"之一，約8世紀人。桑耶寺建成以後，赤松德贊繼續派人到印度去迎請佛教名僧，同時也派出一批人到印度去留學。派到印度留學的第一批人中即有遍照護。印度人稱他為毗盧遮那若希達，被認為是一個聰明敏慧並且具有語言天才，對佛教有虔誠信仰的人。毗盧遮那的尊號即由此得來。毗盧遮那到印度後，看到當時大乘佛教密宗尚盛，而顯宗已日益衰落了，於是他拜了一些密宗名僧為師，學到了印度佛教密宗中的"金剛乘"等許多教法，密宗知識相當淵博。毗盧遮那從印度回到桑耶寺以後，就遭到兩派人的反對，一派是寺裏的印度僧人。因為住在桑耶寺的印度主要是學顯宗的，蓮花生大師也是先學顯宗，以後才兼通密宗的。寺院堪布寂護是學小乘佛教的，小乘佛教中只有顯宗，沒有密宗。因此毗盧遮那學密宗回來，首先受到了印僧們的不滿和反對。另一派是吐蕃傳統的苯教徒及其代表勢力。他們給毗盧遮那加上罪名，說他在印度學到的一切，將要給整個吐蕃王朝帶來災難，要求將毗盧遮那處以死刑。

赤松德贊雖然竭力提倡佛教，但這時聽到反對毗盧遮那的呼聲如此強烈，便迫於壓力，不得不讓他從公開佛教活動轉入秘密，進行印度佛教密宗經典的翻譯。毗盧遮那翻譯了《六十如理論簡說》和《無邊光明佛號贊》等書。後來，他秘密譯經的消息被王朝中的權勢派人知道了，便向赤松德贊要求殺死毗盧遮那。赤松德贊採取了一個李代桃僵的辦法，暗地裏找了一個乞丐作為毗盧遮那的替身，予以處死。但這個作法被王后蔡邦薩揭穿了，那些反對他的貴族們知道後，更不答應，最後迫使赤松德贊把毗盧遮那流放到康我一帶去了。相傳，毗盧遮那大師被流放到康區阿壩一帶時，開始當地嘉絨王和苯教勢力同樣對他進行過精神和肉體上的各種折磨和摧殘。曾將他投入裝滿青蛙的地牢裏，企圖以傳說青蛙聚會能放出一種毒素將人毒死的方法治他，但他安然無恙，又放進許多虱蚤和蚊蟲去咬他。但由於他修法已深，洞中仍念經不止，說教不息，所以用什麼辦法也奈何不了他。他過人的膽識毅力和對佛的虔誠之心終於感化了嘉絨王，放他出牢，並積極支持他在阿壩一帶建寺收徒，譯經傳法。當地的佛教即從此時由他傳播開來。他的學識和功績，在阿壩藏區至今傳頌。民間傳說他是"點燃東方（指康區）佛教明燈的聖人"。

據說吐蕃王朝到了賽那勒（赤松德贊之子）繼位時，毗盧遮那、無垢友等名僧都還健在，他們翻譯了不少赤松德贊和牟尼贊普時期沒有譯出的佛經，對弘揚佛教貢獻甚大。

作者： 黃維忠
發佈時間： 2006-03-23 11:02:34
來源： 中國藏學網

藏族使用藏語文。藏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支，除了中國境內的藏族外，在尼泊爾、不丹、印度境內也有一部分人使用藏語。藏語主要分為衛藏、康、安多三大方言區。儘管方言各異，讀音不同，但藏文仍然是統一的，書面語通用於整個藏族地區。

　　一、藏文概況

　　“藏文”一詞寫作“bod-yig”，意為“藏族的文字”。藏文作為藏族人民的書面交際工具，歷史之悠久在國內僅次於漢文。它是一種拼音文字，屬輔音文字型，分輔音字母、母音符號和標點符號3個部分。其中有30個輔音字母，4個母音符號，以及5個反寫字母（用以拼外來語）。

　　輔音字母每4個字母為一組，共7組半。每個字母的實際讀音古今有別、方言有異，但均附帶有一個母音a。母音字母，意為“悅耳的字”，是相對於輔音字母而言的。因母音發音時無阻礙，悅耳動聽而得此名。標點符號，意為“分界線”或“分界符號”。藏文標點符號形體簡單、種類極少，而且，其使用規則也與其他文字的標點符號有別。藏文標點符號共有6種形式，其中音節之間的隔音符號使用頻率最高。此外，還有雲頭符，用於書題或篇首；蛇形垂符，用於文章開頭處；單垂符，用於短語或句終；雙垂符，用於章節末尾；四垂符，用於卷次末尾。隨著社會的發展，為便於更加準確地表達語義，藏文中已開始借鑒並使用西方文字的標點符號。

　　藏文字形結構均以一個字母為核心，其餘字母均以此為基礎前後附加和上下疊寫，組合成一個完整的字表結構。通常藏文字形結構最少為一個輔音字母，即單獨由一個基字構成；最多由6個輔音字母構成，母音符號則加在輔音結構的上、下、正中。核心字母叫“基字”，其餘字母的稱謂均根據加在基字的部位而得名。即加在基字前的字母叫“前加字”，加在基字上的字母叫“上加字”，加在基字下面的字母叫“下加字”，加在基字後面的字母叫“後加字”，後加字之後再加字母叫“再後加字”或“重後加字”。藏文30個字母均可作基字，但是，可作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後加字的字母均有限。再後加字，在文字厘定中已經取消，只出現於文獻中。

　　藏文書寫習慣為從右向左。字體分兩大類，即“有頭字”和“無頭字”，是根據字體的不同形式而得名。有頭字相當於楷書，常用於印刷、雕刻、正規文書等，無頭字相當於行書，主要用於手寫。無頭字又可細分為“粗通”(tshugs-thung)，意為“筆劃短促”；“粗仁”tshugs-rin)，意為“筆劃長”；“珠雜”(vbru-tsa)，是一種筆劃轉折處棱角突出的行書字體。還有一種書寫迅速、筆劃簡化的草寫體，藏文叫“丘”(vkhyug)，適合速記，其形體與印刷體差別甚大。衛藏地區盛行無頭字，安多地區盛行有頭字。

　　二、藏文的創制

　　關於藏文的創制，許多藏文史籍均把它歸功於吐蕃王朝的大臣吐彌桑布紮。據載：吐蕃贊普松贊干布派大臣吐彌桑布紮等16人赴天竺(印度)求學、拜師。返藏後，仿梵文“蘭紮體”，結合藏文聲韻，創制藏文正楷字體，又根據“烏爾都體”創制藏文草書。但這一傳統觀點已受到許多學者的懷疑。他們以為創造藏文的並不是被人們一再頌揚的吐彌桑布紮，而可能在吐蕃（松贊干布時代）之前就有古代文字，是用來記錄原始宗教經典的。甚至有的學者傾向於認為“藏文是依據象雄文創制的”。無論吐彌桑布紮以前有無藏文，至少這位傑出人物對藏文或進行了改造，或進行了另外的創造，其貢獻同樣是巨大的。

　　 吐彌桑布紮為“吐蕃七賢臣”之一，其確切的生卒年月史書無載，“吐彌”是其族名，或可稱為姓，“桑布紮”是其名。據傳，今天西藏的吞巴家族即其後裔，世居尼木縣。

　　關於吐彌桑布紮創造藏文，伴隨著許多生動、優美的故事。據說吐彌費力創造藏文是為了吐蕃人缺乏文字的諸多苦處。當時松贊干布從幾百名聰明穎悟的青年中挑選16名優秀青年，在極艱苦的條件下由吐彌率領去天竺等處拜師求教，學習文字。最後其他15名青年由於嚴寒酷暑、氣候不適等種種原因，辭離人世，唯有吐彌學成回到吐蕾，依照梵文模式，創制了藏文，一直沿用至今。據載，吞米•桑布紮創制藏文時，從34個梵文輔音字母中取出23個，從16個母音字母中取出5個，以構成藏文字母。同時，又根據藏語語音增加了6個輔音字母。

　　吐彌桑布紮創制藏文後，據《史記》載，還翻譯了21種顯密經典，如《寶曼陀羅尼經》、《十善經》、《般若十萬頌》等經典，寫成了《性入法》和《三十頌》等語法著作，在1300多年前能寫成如此嚴密的語法學著作是難能可貴的，不但在中國遙居首位，在世界語言學發展史上也是發始較早的。

　　史載，吐彌創制藏文後，藏族地區開始掀起學習藏文的熱潮。連松贊干布也拜他為師，在瑪如宮潛心學習藏文，同時也翻譯、學習、借鑒許多印度和漢地的文化，開啟吐蕃人的智慧，同時哺育造就像噶爾東贊等一批傑人志士，松贊干布也因此有可能創立 “三十六制”等國家大法。

　　當代著名學者恰白•次旦平措評價吐彌桑布紮道：“為了西藏全體人民的利益，克服了千難萬險在愚昧的西藏升起了智慧的太陽，此其一；他作為譯師的先導在學習吸收其他民族的先進成分為自己的文化方面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此其二；他不僅僅為使自己學有建樹，而是為了全體人民能世世代代成為具有無上智慧的民族立下不朽的功勳，此其三；他在為藏學打基礎和開創符合科學的藏學研究及如何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等方面做出了正確的引導，此其四也”。

　　1991年4月12日，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全體科研人員和職工聚集在圖書大樓前，隆重舉行吐彌桑布紮塑像揭幕儀式。塑像由潔白的漢白玉石雕成，高3米，其花崗岩底座高1．8米，塑像左手捧書，右手執筆，成坐姿，莊嚴而灑脫，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院長拉巴平措在致詞中說：“吐彌桑布紮是一位傑出的歷史人物，他是藏文的創造者，是藏族第一位翻譯家、教育家和語言學家。他虛心好學、刻苦鑽研，克服重重困難，為我們留了一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的聰明才智成為我們整個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之所以塑造這尊雕嫁，就是為了緬懷他的光輝業績，繼承和發展藏民族的優良傳統，宣導在全社會形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的社會風尚。”

　　可見，1300多年來，吐彌大師的德澤為一代又一代的藏人所感動。實際上在布達拉宮，在西藏山南的昌珠寺等處都有早期的吐彌的塑像。

　　三、藏文的厘定和使用

　　每種文字創制之初都不可能十分完善，需要在運用中不斷總結經驗，逐漸規範，日益完善，藏文同樣有一個發展過程。據藏文史籍記載，藏文在歷史上曾進行過3次較大規模的厘定規範，分別是8世紀中葉—9世紀初葉，9世紀中葉，11世紀初葉。

　　從8世紀中葉墀松德贊（730—797）至9世紀初葉墀德松贊（？—815）時期，是藏文的首次厘定規範時期。這一時期出現了著名的九大譯師，其中白若雜納根據當時譯語的發展和規範需要，編寫了規範譯語的翻譯工具辭書《梵藏詞典》。這是藏文辭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吐蕃贊普墀祖德贊（熱巴巾，803—841，即漢文文獻《唐書》所記的可黎可足）時，集藏、印著名譯師，專設譯場，統一譯名，規定譯例，校訂舊譯經典，新譯顯密經典，進一步對藏文進行規範。藏史稱此為第二次厘定規範。這次規範中形成的藏文結構、拼寫規則、創造新詞語、表達新概念的規則至今未變。

　　對這次規範，藏文史籍如《賢者喜宴》中記載得比較詳細，主要內容有：第一，頒佈厘定新詞術語的“法令”，確定工作主持人為缽闡布•貝吉允丹和定埃增二人。第二，確定了翻譯的三大原則，即翻譯要符合聲明學理論原則；譯文要忠實原文；譯文要通順易懂。第三，制定了音譯、意譯、直譯和改譯的方法。其中音譯規定：難以解釋的虛字詞或聲明理論不宜意譯的採用音譯；多義詞不能按它的某一義來譯時，採用音譯；一些詞意容易使人發生誤解或有歧義的，採用音譯。第四，規定4條注意事項。尤其規定，各譯場不得按各自方言土語翻譯和創造新詞術語，必須使用厘定規範了的語言；若確要創新字詞，必須理由充足而有根據，新創造字詞必須由贊普下詔批准後，方能使用。

　　這次文字厘定，嚴格而謹慎，成效很大。當時噶瓦•拜則、焦若•魯益堅參、相（尚）•益西德針等藏族譯師與印度班智達孜納彌劄、達納希拉對舊譯典籍進行修訂，同時就顯密乘典籍如何譯法提出了處理方法，撰寫了《語合二章》，確立了聲明理論與藏語文互相吻合而又易懂的翻譯原則。還對藏文辭彙不規範以及譯語中存在的混亂現象，搜集整理編輯了一部標準的藏梵文對照詞典《翻譯名義大集》，共收詞語9565條，分283個門類，此書後收錄于藏文大藏經的丹珠爾部雜部。這一時期，吐蕃從天竺聘請了很多班智達來藏，與本土大譯師一起，按照規範了的藏文翻譯編寫了豐富的文獻典籍。

　　墀祖德贊時期對藏文的新規範，影響很大。目前通行的藏文基本保留了這一個時期修訂後的文字體系。某些原則和規定，至今仍閃爍著光芒。如上述第二條內容完全符合現代翻譯要求的“信、達、雅”三原則；關於音譯的原則規定也完全適用於現代。

　　吐蕃末代贊普達磨的五世孫阿裏古格王意希沃之子大譯師仁青桑布(958～1055)同入藏的天竺班智達善護、德護、智護一起，共同修訂文字，厘定新譯語。藏史稱此為第三次厘定規範。

　　藏族歷史上的幾次文字改革，採取了調整藏文字母體系、簡化正字法、規範詞語，並立法推行等措施，不僅促進了藏文的標準化和規範化，還對藏文的統一和推廣應用，以及藏族文化的發展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目前，藏文在藏族地區得到廣泛推廣和使用。以藏文教學的學校遍及整個藏族聚居區，全國藏文報刊有20多家，報出版藏文書籍的出版社有8家，承印藏文書報的現代化印刷廠有20多家。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2000年６月發佈的《西藏文化的發展》中對藏語文在西藏的使用和發展作了全面、扼要的介紹，我們不妨摘錄於此，從中可以管窺藏文在藏族地區使用的情況。

　　西藏自治區是藏族聚居地區，藏族人口占95％以上，藏語言文字是全區通用的語言文字。西藏自治區高度重視依照《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維護和保障藏族人民學習、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權利，先後於1987年和1988年頒佈實施《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和《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的實施細則》，將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工作納入法制化的軌道。西藏各級政府依法落實保護和發展藏民族語言文字的規定，在保障藏族人民學習和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權利的同時，使藏語言文字隨著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而得到不斷的發展。

　　藏語言文字在西藏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得到廣泛使用。1959年民主改革以來，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法規，西藏各級政府和政府各部門下達的正式檔、發佈的公告都使用藏漢兩種文字。在司法訴訟活動中，對藏族訴訟參與人，都使用藏語文審理案件，法律文書都使用藏文。各單位的公章、證件、表格、信封、信箋、稿紙、標識以及機關、廠礦、學校、車站、機場、商店、賓館、影劇院、體育館的標牌和街道名稱、交通路標等均使用藏漢兩種文字。

　　目前，西藏自治區的廣播電視每天藏語播出時間達20多小時。1999年10月1日西藏電視臺衛視頻道開播之後，每天都播放藏語節目和藏語譯製片。電影堅持面向基層、面向農牧區，每年保證有25部新譯製的藏語電影在各地放映。藏文圖書報刊發展很快，僅1989年以來的10年間就出版藏文圖書441種，許多高品質的藏文圖書還在國內外獲獎。據統計，西藏現有藏文雜誌14種，藏文報紙10種。《西藏日報》藏文版每天出版，大量稿件直接用藏語文采寫、編輯，此外還投鉅資建立了電腦藏文編輯排版系統，結束了鉛字排版的歷史。《西藏科技報》和《西藏科技資訊報》都創辦了藏文版，深受廣大農牧民歡迎。西藏所有文藝團體都用藏文創作節目，用藏語表演。

　　藏語文學習依法得到保障。西藏自治區教育系統全面推行以藏語文授課為主的雙語教育體系，已經編譯出版了從小學至高中所有課程的藏文教材和教學參考資料。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藏語文的辭彙和語法得到不斷充實、豐富和發展。藏文專業術語規範化及資訊技術標準化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藏文編碼已正式通過中國國家標準和國際標準，藏文的資訊化正在走向世界。

佛經翻譯是我國翻譯史上光輝的一頁。自漢代以來，翻譯工作不僅是促進我國語文發展的因素之一，而且對於我國語文的變革也有一定的影響。從翻譯時間之長和翻譯作品之多來說，是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所沒有的。

中國佛教史中相傳最早的佛教翻譯家，是一世紀間從印度來的兩位高僧——迦葉摩騰和竺法蘭。相傳中國佛教最早的一部《四十二章經》，就是由他們兩個人在洛陽共譯的。隨後接踵而來的，自一至十一世紀之間，一共有130多位著名翻譯家。其中如安世高、支婁邊讖、竺法護、鳩摩羅什、佛馱跋陀羅、曇天讖、曼陀羅仙、不空等著名學者，分別來自現在的印度（古稱天竺國）、巴基斯坦、阿富汗（古西、北天竺）、喀什米爾（古罽賓國）、尼泊爾（古迦毗羅衛國）、伊朗（古安息國）、蘇聯烏茲別克共和國（古康居國）、斯里蘭卡（古獅子國）、柬埔寨（古扶南國）等國，還有來自我國新疆各少數民族地區（古于闐國、龜茲國）等地。

早期佛經的翻譯多屬私人的工作，並沒有一定的翻譯組織。從東晉到隋代，逐漸脫離了私人的小規模的翻譯，變為有組織的大規模的譯場，從而產生了譯場的制度以及譯經的規則和方法，促進了譯經事業的更大進步。唐代國立譯場的制度非常完備，場內組織設有許多職掌，翻譯時有譯主、筆受、證義、潤文等各種分工。隨著翻譯的進行，同時開展譯文的講解討論，反復鑽研，使翻譯和研究相結合。這種優良傳統，直到今天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在古來的佛教翻譯家中，龜茲（今新疆庫車）出身的鳩摩羅什是最有名的巨匠之一。他于五世紀初到長安，得到當時統治者姚興的支持，在許多有學問、能文章的僧人如僧肇、僧睿等的幫助下，開始大量譯經。他一共譯出經論74部、384卷；他的譯法較重意譯，講究譯文的流暢華美，因此他所譯的佛經如《法華經》、《維摩詰經》、《金剛經》等，都富有文學趣味，一直受到中國佛教徒和文學愛好者的廣泛傳誦。

五世紀時，尼泊爾的佛馱跋陀羅也是一位傑出的翻譯家。他在長安、廬山、南京等地譯出了《華嚴經》以及關於坐禪、持戒的經典共117卷，對於中國佛教的影響也很大。稍後六世紀時，中印度的真諦和北印度的菩提流支，各翻譯了許多理論組織比較嚴密的論著，進一步充實了佛教哲學的內容。

七世紀間（初唐）最偉大的翻譯家是玄奘。他為了研究佛教學問，親往印度留學17年，精通梵文和各種學問，他不但譯出《大般若經》600卷、《瑜伽師地論》100卷、《大毗婆沙論》200卷、《成唯識論》10卷等共1300多卷的經論，而且是佛經“新譯”（玄奘以前的翻譯稱為“舊譯”）的創始人。

玄奘以後的義淨和不空，也是很有名的翻譯家。義淨曾在南海〔今印尼）、印度等國遊學20多年，譯出以戒律為中心的佛教著作共229卷。不空，斯里蘭卡人，是唐代密宗創始人之一，譯出以密教為中心的經典共100多卷。在中國佛教翻譯史上，他們都留下了光輝的業績。

宋代封建統治者雖設立譯經院，復興譯經事業，但譯主仍然借重外人，如天息災、法天、施護等，都是從印度來的學者，他們所譯的佛經偏於密教典籍，對於佛教的貢獻已經不能和唐代所譯相比了。但是宋代譯場制度的完備，仍然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此外，佛教翻譯史上還留下許多翻譯的方法、經驗和規則等，都是後世翻譯家們所熟悉的。

由於歷代中外佛教翻譯家，以畢生精力從事佛經的翻譯，僅以漢文《大藏經》現存翻譯佛典來說，就有1520部、5620卷（已經譯出而佚失了的還不計在內）。這些現存的佛典，是佛教翻譯家們歷時1000餘年相續不斷地對於世界文化所作出的不朽貢獻。

鳩摩羅什(公元344─413年)，中文譯名為童壽，十六國時期後秦高僧。與南北朝時的真諦、唐朝的玄奘和不空，并稱為中國佛教四大翻譯家。

鳩摩羅什的父親鳩摩炎是天竺(印度)人，曾被拜為龜茲國師，母親是龜茲國王白純之妹。他生在龜茲，七歲時剃度為僧，九歲時隨其母過蔥嶺，渡印度河，到達罰賓(今喀布爾河中流一帶)，拜廚賓王的弟弟名僧盤頭達多為師，學習佛教經典，三年後回到龜茲。其後，他遍游南疆許多地方，宣傳佛教，聲望很高，所謂「道震西域，名播東國」。公元382年，前秦王將堅任命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領兵七萬西伐龜茲，翌年得鳩摩羅什。鳩摩羅什是一個很有才華遠見的人，他曾為呂光平定西域出謀划策，又勸呂光速回中原，爭霸河西。呂光聽從他的勸告，並帶著他班師東歸。這時，正值淝水之戰，苻堅被東晉打敗，龍驤將軍姚萇叛變，殺苻堅，自立為後秦王。呂光回到河西，據有始臧(今甘肅武威)，自稱涼州刺史，建立後涼王朝。鳩摩羅什在姑臧居住了17年，受到呂光父子的優厚待遇(相傳今武威城內大北街羅什寺舊址是鳩摩羅什講經之處，羅什塔葬有鳩摩羅什舍利)。

公元401年，後秦打敗後涼，後秦王姚興派人將鳩摩羅什迎到長安。姚興信奉佛教，當他得到鳩摩羅什後，如獲至寶，待之「以國師之禮」，在長安為這位高僧安排和提供了很好的譯經條件，還選派大批助手，使他成為絲綢之路上的第一位譯經人。

在長安期間，雞摩羅什和弟子僧肇等八百多人，於西明閣和逍遙園開始我國歷史上空前的譯經活動，譯出《摩河般若波羅密經》、《妙法蓮華經》、《維摩潔所說經》、《阿彌陀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等和《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等，共74部，384卷。他介紹的中觀宗學說，成為後世三論宗的淵源。成實師、天台宗，也都是依據他所譯的經論而創立的。他在中國有弟子三千，著名的弟子有道生、僧肇、道融、僧睿，當時稱為「什門四聖」。

鳩摩羅什由西域經絲綢之路進入中原地區，為發展佛學和促進西域與中原之間的文化交流有重大貢獻。公元413年8月20日死于長安，火化後藏骨灰于草堂寺。

──轉自《大話西遊絲路情》

馬爾巴(西元一Ｏ一二至一Ｏ九七年)，出生於西藏南部的落札縣，十五歲時，因一心欲為翻譯僧，便開始向卓彌．釋迦意希學習梵文，也學習詩歌、戲劇，後來成為出色的藏梵雙語大譯師。在卓彌．釋迦意希學習完成後，馬爾巴曾先後去過尼泊爾三次、印度四次。有一次從尼泊爾的歸途中，得到沙羅訶的啟示，得其秘義，而成就「全世界乃一味」的真實悟智，故返回西藏後，即至各處巡迴傳教。據傳，馬爾巴脾氣暴躁，但意志堅強，為了到印度學習密法，不惜把所有家產變賣成黃金，充作學費。到了印度，從那洛巴、彌勒巴、智藏等修學密法。主要的老師是那洛巴，並蒙其面授呼金剛、成就法、究竟次第、燈作明、大幻輪等之秘義。此外，曾與大乘教授師傑若那噶魯巴共學秘密集會之怛特羅。所學密法主要有「喜金剛」、「密集金剛」、「大手印」等密法，這些都成為以後噶舉派的主要傳承。

回到西藏後，馬爾巴致力於佛典的翻譯工作，將他從印度帶回來的梵文經典，翻譯為藏文，成為西藏的譯經大師之一。除了翻譯經典的事業以外，馬爾巴以在家居士的身份教授學生，傳授灌頂密法，在他的門下有幾位傑出的弟子，人稱「四柱」，分別是梅、俄、祖爾及密勒日巴。其中以密勒日巴(西元一Ｏ三八至一一二二年)最為傑出，是馬爾巴的嫡傳弟子。

馬爾巴於西元一Ｏ九七年示寂，世壽八十六。他直接傳承了印度那洛巴的密法，另闢噶舉派，成為該派的開祖。噶舉派注重口傳教授，「噶」，是指「佛語」或「師長的言教」；「舉」，意為「傳承」，合起來為「口傳」的涵義，也就是師徒之間以言語親自傳授法要而繼承宗旨。馬爾巴按照印度密教的風習，在修法時都穿著白色僧裙。以後這種白色僧裙，成了噶舉派世代相襲的傳統衣飾，後人據此為由，簡稱噶舉派為「白教」。

噶舉派在後來的發展中，又分出許多的支派，有所謂的四大支八小支。歷史上噶舉派的個別支系，曾經直接或間接主導過西藏地方政權。如帕竹噶舉和噶瑪噶舉，對過去西藏的政治有極大的影響力，有此可見當時弘傳力量的遠播。

1300多年前，唐僧玄奘在西行途中經過“梵衍那國”，親眼目睹了一尊“長約千尺的臥佛”，玄奘用19個字記下了這段經歷：“城東二三裏伽藍中，有佛入涅臥像。長千餘尺。”

千年後的今天，一位法國考古學家憑著這段看起來粗略、模糊的記錄開始了在阿富汗的挖掘，他堅信這尊令玄奘激動不已的臥佛真的存在，而且就在2001年被毀的兩尊巴米揚立佛附近。

在發給晨報記者的電子郵件中，這位65歲的考古學家說道：“我在尋找世界上最偉大的一件藝術品”，“如果我們能找到大佛的地點，這對於阿富汗和考古界來說，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神秘的臥佛記載



兩尊巴米揚立佛之間真的還存在一尊體積龐大的臥佛？這是考古界一直未能解開的謎團。如果巴米揚臥佛真的存在，那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雕像，比在2001年遭毀壞的巴米揚立佛還要大5倍。

在《大唐西域記》裏，玄奘曾對阿富汗兩尊被毀的巴米揚立佛有過這樣的記載：王城東北山阿有石佛立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景，室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伽藍東有金俞石釋伽佛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總合成立。同時，玄奘還對兩尊巴米揚立佛中間的一尊臥佛作了如下記載：“城東二三裏伽藍中，有佛入涅臥像。長千餘尺。”

“這可能是有關臥佛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文字記載”。黃心川，中國玄奘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著名的玄奘研究學者告訴晨報記者，“這個時間是西元629年，距今約1300餘年。”

“如果最終能挖掘到第三座大佛，那這一發現對於佛教的研究無疑有重大的意義。”黃心川肯定地告訴記者。

當然，也有專家懷疑這尊臥佛是否果真存在，畢竟300米長的人造臥佛太巨大了。專家提出疑問：為什麼從玄奘之後就再也沒有人記載過這尊大佛？甚至連建造它的時間也無法搞清楚？300米的大佛如何放進廟裏？

然而玄奘的其他記述都十分準確，如他對巴米揚立佛的描述是高約40多米，與實際的54.8米的高度很接近。另外印度曾經根據玄奘的記載於1876年挖掘出了一尊臥佛。這似乎從另外一個角度暗示，巴米揚臥佛或許真的存在。

挖掘者：為了保護而尋找

紮馬亞來‧塔里茲，法籍阿富汗考古學家，今年65歲。上世紀70年代，他一直在阿富汗做歷史遺跡的保護工作，“我做夢都沒想到有機會挖掘臥佛”。

“1967年當我還在法國時，帶教我的教授讓我研究巴米揚古代大佛，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對這片土地產生了興趣。”紮馬亞來‧塔里茲告訴晨報記者，在上世紀70年代，他就開始調查大佛的位置，“通過對於巴米揚地形的考察研究以及中國著名僧侶唐僧的描述，我確信有第三尊大佛存在。”

1979年，在阿富汗從事考古研究多年的紮馬亞來‧塔里茲離開祖國到了法國，加入了法國籍。儘管如此，塔里茲仍經常回到阿富汗從事考古工作。

2001年，兩尊巴米揚立佛的被毀讓他痛心不已。塔里茲說：“考古學家發現一個古跡時，就如同生了一個孩子。我們竭盡全力恢復它並保護它，就像一個母親對她的孩子一樣。”於是從2002年夏天開始，紮馬亞來‧塔里茲帶領4個研究生以及一些當地人來到阿富汗中部高地的山谷之中，開始尋找傳說中的第三尊大佛---巴米揚臥佛。

找到了玄奘記述的地點

經過一年多的挖掘工作，紮馬亞來‧塔里茲已稍有收穫。

開挖臥佛的9個探測坑位於小一些的巴米揚立佛幾百米的地方。在一些關鍵的地方，紮馬亞來‧塔里茲和其他開挖人員使用刷子等小工具。

通過電子郵件，紮馬亞來‧塔里茲向晨報記者介紹了挖掘的最新進展，“我們有了7個發現點，最重要的是，我們發現了24個用粘土做成的佛像頭，每個都像一個小甜瓜那麼大。”

除此之外，隊伍還發現了幾道厚重的牆。紮馬亞來‧塔里茲相信，這牆有可能是用來保護臥佛的。

對於目前開挖的地點和正在進行的挖掘工作，紮馬亞來‧塔里茲肯定地表示，“我百分之百確信，我現在挖掘的那個地點---我稱之為'東方修道院'---就是玄奘記述中表示曾看到佛像的地方。”

發掘工作引來質疑

伴隨著紮馬亞來‧塔里茲挖掘大佛工作的進行，一些質疑的聲音也漸漸多了起來。

據地質專家估計，即使這尊世界上最大的佛像真的在巴米揚地區找到，很可能已經被風化。

同時另有一些考古專家懷疑，即使真的存在大佛，現在是否是挖掘的合適時機。阿富汗考古協會會長阿布杜爾‧瓦西‧費羅茲說：“只要臥佛還埋在地下，至少它是安全的。如果把它挖出來，就容易招來掠奪者的攻擊，因為他們已經毀掉了太多的阿富汗文物，這尊佛像也可能會成為他們攻擊的最好目標。”

玄奘（602年-644年/664年），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師，漢傳佛教歷史上最偉大的譯師。俗姓陳，本名褘，出生於河南洛陽洛州緱氏縣（今河南省偃師市南境）。佛教法相宗創始人。

早期生活

玄奘的家族位於河南洛州緱氏縣(今河南省偃師市南境)，家族本是儒學世家。上有三個哥哥。他的曾祖、祖父都是官僚，到了他父親陳惠，便潛心儒學不做官了。

少時因為家境困難，跟著他二兄長捷法師住在洛陽淨土寺，學習佛經，在那裡待了五年，當時還是隋朝時期。在這期間他學習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而他本人偏好後者。他十一歲（620）就熟習《法華》、《維摩》。十三歲時（622）洛陽度僧，破格入選。其後聽景法師講《涅槃》，從嚴法師學《攝論》，升座覆述，分析詳盡，博得大眾的欽佩。隋煬帝大業末年，兵亂饑荒，玄奘和他的二兄前往長安後，得知當時名僧已多聚在蜀地，因又同往成都。在那裡聽寶暹講《攝論》、道基講《雜心》、惠振講《八犍度論》。三、五年間，究通諸部，聲譽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武德七年（624）離開成都，沿江東下參學。先到了荊州天皇寺。講《攝論》、《雜心》，淮海一帶的名僧聞風來聚。六十高齡的大德智琰也對他執禮甚恭。講畢以後，繼往趙州從道深學《成實》，又到揚州聽惠休講《雜心》、《攝論》。貞觀元年（627），玄奘再到長安，從道岳、法常、僧辯、玄會諸師鑽研《俱舍》、《攝論》、《涅槃》，他很快就窮盡各家學說，受到稱讚，聲譽滿京師。僕射蕭瑀，奏請令他住莊嚴寺。但是玄奘覺得多年來在各地講筵所聞，異說不一，特別是當時流行的《攝論》、《地論》兩家有關法相之說不能統一，很想得著總賅三乘學說的《瑜伽師地論》，以求會通一切（這一見解大概是受了當時來華的波頗蜜多羅的啟發而生），於是決心往印度求法。

618年隋朝滅亡，玄奘和他的兄長逃至長安（當時已經是唐朝首都），之後再往南至四川成都。在這裡他們兄弟二人花了約二到三年的時間繼續深研佛經。

622年玄奘29歲那年剃度出家。之後他離開他的兄長然後回到長安學習外國語文和佛學。

西行求法

玄奘自出家以來，便曾經計劃往天竺學習佛法，跟從戒賢大師學習，以及參觀佛法，但多次都未成事。公元627年，唐玄奘終於偷渡由長安出發隻身前往天竺，經過高昌得鞠文泰禮重，沿著西域過帕米爾高原前往，歷經艱難險阻後到達天竺。在天竺的十多年間，玄奘跟隨過許多有名的僧人，他停留過的寺宇包括當時有名的佛教學習中心─那爛陀寺，他向該寺的主持，印度佛學權威戒賢法師學習佛經。及後玄奘更加徒步考察了整個南亞次大陸，昔有真唯識量重,在曲女城佛法講座中，十八天內無人能難倒他，名揚全天竺，分別被當地大乘教徒譽為「大乘天」和小乘教徒譽為「乘脫天」。在貞觀十三年，他在那蘭陀寺代戒賢大師講授《攝大乘論》和《唯識抉擇論》。

643年，他啟程回國，並將當地的約657部佛經帶回中土。646年回到長安，受到了唐太宗的熱情接待。永徽三年652年玄奘在長安城內慈恩寺的西院築五層塔，即慈恩寺塔 (故稱)，也就是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貯藏自天竺攜來的經像。1962年寺內建立了玄奘紀念館。故大雁塔成為了玄奘西行求法、歸國譯經的紀念建築物。 回到中土後，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在長安設立了國立翻譯院，參與的學生與人員來自亞洲東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時間在今西安北部約150公里的銅川市玉華宮內將約1,330卷經文譯成漢語。玄奘本身最感興趣的是"唯識"這一部份。這些佛經之後再傳往韓國和日本。

玄奘因著自己的見解以及翻譯與註解經文的努力而創始了法相宗。雖然這一宗派沒有持續很久，但是他的許多學說卻深深的影響了其他較為成功的宗派。

由玄奘法師口述而成的《大唐西域記》，堪稱中國歷史上的經典遊記。因為印度歷史紀錄的缺乏，這本珍貴的遊記也是研究印度歷史不可缺少的文獻。

玄奘於664年去世，最初葬於白鹿原雲經寺，669年改葬於少陵原（又稱鳳棲原），建有舍利塔，併為此在這裡建立興教寺。